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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家庭政策,为“留守娃”编织关爱网

发布时间:2019-03-28 文章来源:中国妇女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呈现新变化、新特点,专家建议

完善家庭政策,为“留守娃”编织关爱网

  

  二0一八年十二月八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哲觉镇箐竹村,留守儿童在老房子前留影。他们马上要搬迁到位于威宁县的易地搬迁安置点楼房,并入学教学设施先进的配套小学。 (资料图片)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周韵曦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902万人相比,下降22。7%。然而,虽然总量有所下降,但规模依然可观,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依然十分必要。

  3月23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召开“农村留守人口:新问题、新特点、新行动”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期建立新的研究主题和视角。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呈现新变化新特点

  “十多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随着我国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潘璐指出,这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农村人口流动与儿童留守的常态化。

  基于村庄层面的实地研究,潘璐把这种常态化趋势总结为四个主要特征: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第二,农村儿童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增强;第三,儿童留守具有长期性与低龄化特点;第四,留守儿童身份逐渐得到内化。

  潘璐和团队发现,留守儿童主要有三种流动方式,一是亲子团聚性暑期短期流动,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小春运。二是因农村教育上移、儿童进城上学所导致的周期性流动。三是在父母务工地有过生活和求学较长期的流动。“这三种方式,都对留守儿童接触城市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潘璐认为。

  调查中潘璐发现,有27.1%和14.8%的父亲和母亲在外务工时间超过10年,在外务工时间最长的时间达到31年,而被调查的儿童年龄平均在8岁左右,“这说明他们的父母外出过程非常长,他们的留守经历也是长期性的。”

  不仅如此,农村留守儿童的低龄化现象,在宏观数据和在微观研究中均有所验证。“在村庄层面,可以看到有很多6个月甚至3个月左右就被留守在家里的非常低龄的留守儿童,很多留守儿童得不到母乳喂养,很多留守老人照顾三五个低龄留守儿童。”潘璐说。

  对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师吕利丹特别观察了农村流动儿童的性别模式,她发现,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父母带孩子外出务工时,选择男孩的偏好还很明显,但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从全国来看,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性别偏好。

  “可能是因为这些家庭生育数量少了,也可能是因为这些迁移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所以男孩女孩都会愿意带着。”为了进一步论证,吕利丹和团队分性别查看了女孩和男孩分别参与的流动率,“两个数字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在流动性上男孩女孩是一样的。”

  网络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加剧

  在潘璐看来,目前留守儿童面临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为教育上的困境,一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二是农村教育上移加剧了学业风险,三是网络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加剧。

  潘璐指出,家庭教育缺失首先表现为祖辈监护人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有效性非常弱,同时外出父母与儿童的媒介化沟通缺少有质量的家庭教育,部分外出父母严重失责,未能履行抚养和教育义务。

  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分析父母迁移对儿童的教育影响,吕利丹分别对比了父母迁移对子女入学率和毕业率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入学率方面,留守儿童的入学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在年龄越大的时候优势越明显。但在毕业率方面,留守儿童毕业率要低于非留守儿童。”吕利丹认为,父母迁移给留守儿童带来了更好的入学机会,但是却很难较高质量的完成这样的教育,由此可见留守给儿童的教育影响是负面的。

  除了家庭和学校教育,潘璐指出,网络媒体对儿童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儿童们渴望从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寻求社会认同、情感抚慰和人生意义。”

  完善家庭政策 重建家庭环境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老师吕文慧建议,一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效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有助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返乡就业。二是发展现代服务业,带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三是就地城镇化。政府应在资金、技术、管理要素方面向农村地区给予倾斜。

  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聂飞则认为,首先应回归家庭,“家庭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应该被纳入国家治理环节中”。第二,要重视家庭价值理念转变。他指出,近年来,在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家庭关注的比重都在加大,并反复提出建立农村留守群体的关爱服务体系,说明这一问题已经被国家认同并纳入政策体系,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政策环境。在这一基础上,聂飞建议,应重构家庭政策,通过家国责任分担来解决家庭离散。

  潘璐认为,当下,留守儿童问题的应对与缓解一方面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政策的制度框架,明确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表现,针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整合国家、市场、企业、学校和社会的协同作用,重建儿童发展所必需的家庭和社区环境。另一方面,在发挥社会政策补充作用的同时,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国家的发展政策更应针对留守人口问题的根源发力,从根本上维护农村家庭的完整性,保障乡村人口的生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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